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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03-18 16:08 | 只看楼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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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：苏德标：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

苏德标：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
冯永锋

来源：http://www.bjep.org.cn/index4.asp?linkto=c23&cmenu=705

没有人知道苏德标是不是真的需要拥有这些树，苏德标也不知道。
没有人知道苏德标是不是需要帮助，苏德标也不知道。
没有人知道苏德标的那些树是不是还能够活下去，苏德标也不知道。
但苏德标知道一点，那就是只要有树活着，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。
那些关注苏德标的人也慢慢知道，只要树能够长大，种在谁的地里，又有什么区别？

（小题）铁盒里装着的是手工炒米饼。他让我拿出一块尝尝，闻闻上面是不是带有炭火的味道

2010年3月13日上午，“植树节”的第二天，苏德标起床之后，去了一个他非常想去的地方，国家图书馆。他来北京的机会不多，但他对其他的旅游景点不太感兴趣，而只要国图去走一走，也是偿还心愿的一种方式。
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，也没有借阅什么书籍的打算，时间和其他条件只容许他来转一转。要借阅书籍得办读者卡，而他身在广东，从在北京的国图里借书，似乎是件奢侈得无法想像的事。
他对书，一直存有一种顽固的尊重；他对能读书的人，一直存有一种悄然的羡慕。有时候他怀疑，自己身陷现在的“危局”，与读书看报的机会太少，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。
他在去国家图书馆之前，还买了一些报纸，因为他发现，在广东中山市的家乡，想要买份报纸，并不容易。
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匆匆地参观了半个来小时，就急忙折返回借住的朋友家中，他要准下午的“讲座”。
我匆匆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小区门口的树下，弯腰锻炼。回到屋中，他搬过椅子坐下，腰板挺得笔直，两只手，听话地趴在膝上；眼睛，正视着前方。
我以为他在练功，于是就问，你在练什么功啊？
他说我没有练功，我们那的一些农民从小这样生活，习惯了。
又以为他可能当过兵，当年练就的积习未必，然而来前查他的简历，似乎除了当农民和工人，他并没有从军。
也许他是为马上来临的讲座而紧张？但又觉得他不是。
他打开放在桌上的一个铁盒，铁盒上面印着某种酒的名字。
但铁盒里装着的是手工炒米饼。他让我拿出一块尝尝，闻闻上面是不是带有炭火的味道。我拿起做成各种形状的手工米饼，有些硬，因为米饼就是为了做得硬，以便携带和储存。过去的人们，要出远门前，就要在家做上好几天的这种炒米饼，做好后，一年都不会坏。
他谈起一首有关炒米饼的童谣：

凼凼转，菊花圆，炒米饼，糯米团，阿妈叫我睇龙船，我吾睇，睇鸡仔，鸡仔大，摞去卖，卖得几多钱？卖得三百六十五个钱。

炒米饼是岭南人春节的传统食品，以前到了过节前的时间，家家户户都要加工一些炒米饼，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。然而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，这一传统手艺已即将消失。
好在苏德标的母亲还有坚持每年做炒米饼的习惯。于是苏德标跟着母亲学，在他的沃土工坊，与朋友们一起制作了了少传统手工炒米饼。
选用的米，得是产自广东横县的稻鸭红米；为了营养更好，最好用横县的糙米和红米。
米泡好，晾干，然后倒入大铁锅里翻炒，至少要炒上半个小时。选用的锅，得是过去农村用的那种厚厚的大铁锅；锅下最好烧着过去农村常烧的柴火。
米炒好后，打成粉，过去是用石椿和石臼，现在用机器也可以。米打得足够碎了，再和粉，就是把糖熬成的糖浆、猪油与米粉拌在一起，和得平等而均匀。
为了口感更脆一些，可以在里面加些红薯碎、花生碎和芝麻。

然后把这和好的米粉，用干净的玻璃瓶压实到传统的木质模具里。模具上面刻有祥禽瑞兽、花草树木或者福禄平安之类的字样。苏德标家乡过去有个风俗，每年的大年初二，都要用活鱼去祭祀，苏德标想，也许做些鱼状的米饼，可以代替活鱼。于是，他专门挑出了一些鱼形模具，制作了不少鱼米饼。
压在模具里的米饼，要放入烤炉里慢慢地烤。苏德标家留着传统木制烤箱，现在已经是老古董了。烤炉下面架的火，最好是用老的龙眼树烧出。
至少要烧上一整天。烤的时候，人几乎不得睡觉和休息，因为要时常过来察看；中间要翻上一次，这样才能把两面都烤得很均匀，不至于一面糊掉，一面还没烤脆。
“只有这样做出来的米饼，才带有木头火的味道。而只有吃到带有林炭火味道的米饼，你才算吃到了传统的米饼。”

（小题）说起来他共有将近400亩的树林。它们分成三块，散落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且都不在他的家乡

手上的米饼还没吃完半块，他又指着放在桌上的两袋豆子，半袋红色的米，向我介绍它们的来历。
他说这都是粤北山区山上农民传统种植的米，现在已经很稀有了。品种还是“刀耕火种”时的品种，农民们在山上撒下稻种，到收时，往往被野猪已经“收获”过一遍了。把野猪吃剩下的割回家中，脱粒，晒干，然后用木椿在石臼里脱去皮，就是好吃的米。
苏德标有些固执地相信，“过去那些地方的人们，吃的都是种在山上的糯米，而种在平整水田里的粳米，过去的人们是拿来喂猪的，因为那些米味道不好吃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到某些山区，会发现他们仍旧保留着种植香禾糯、吃糯米的习惯。那是因为糯米吃完后，对人的身体非常好。”
两袋豆子也有来历。豆子猛一看，就是黄豆，但细一看，又比黄豆小一些。他说这豆子在生产它的地方，叫做白豆。
它长得还是有些黄，只是相比于其他颜色的豆子，它显得非常白。其他颜色的豆子，有黑色，有紫色，“还有更多的颜色。而这些五颜六色的大豆，正慢慢地消失。全国各地，我们以后可能只能看到一种大豆。”
苏德标说这话时，很是严肃，同时多少有些悲伤。仿佛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树。他那几百亩租种地别人土地上的树。
说起来他共有将近400亩的树林。它们分成三块，散落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且都不在他的家乡。
一片位于台山市海宴镇三沙村，约250亩。因未能筹到2010年之后的地租，该地村委和村民正在将他的树移起出售。眼睁睁地看着守了十多年的榕树林，逐渐消失在茫茫的宇宙，苏德标反应很平静：“我很感恩，榕树可以被移植而不是进造纸厂……看着十几人在挖树，鸟儿都觉得惊恐；但又觉春风显绿象，春草现绵延，落日还朝阳。”
一片位于江门市礼乐镇威西村，约45亩。该村村民不愿再将土地继续租给他种树，给苏德标留出一年的时间——也就是到2010年底前——将榕树迁移。2010年地租尚未交付；每亩900元，合计40500元左右。
一片位于江门市礼乐镇雄乡村、威东村，约100亩。该地村民同意继续将土地租予种树，要求订立10年合同，租价为2010年-2014年800元/亩，合计每年80000元；2015-2019年960元/亩，合计每年96000元；加在一起，一年要18万元左右，10年，就是88万元。
在传统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追问了一句：那么你租地种树以来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
他说我不知道。“因为这不是有计划的安排，而是看到有人把树遗弃，我就把它们收养起来，种到地里，租一亩不够了，我就租两亩，这样才越扩越大。何况，每天的钱都不一样，过去的钱，与现在的钱不同，你说我怎么算到底花了多少？”
于是难免又追问了一句，那么你至少知道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吧？
这当然知道，移树、运树、栽树、护树，以及租地的钱。
2007年的时候，有人信手给他算了一下，说他当时已经为“养树”，花掉了160万元以上。但这个数字，苏德标觉得未必准确。因为钱不是集中一次掏出去的，有一点钱，就做一点事；能捱过一年，就捱过一年。
“那么你算过没有，你一共有多少棵树，它们如果要拿到市场上卖，能够值多少钱呢？”
“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每一片树林都非常密，树都很挤，它们住得很差，因为有太多的树要找地方住；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卖掉它们。”

（小题）1986年，他不小心走进一片原始森林，一时间，心中涌起幻想，“想要一片真正的树林”

1986年，苏德标18岁，他在家乡广东中山市小榄镇一家造船厂做工人。当时，他的学历很浅，初中都没毕业。
船厂需要继续招工，要找十几个人来干活，需要到广东西部的山区去招。
苏德标当上了招工员，到了广东肇庆地区封开县。当时的封开交通不便，无法即时往返，需要住在山里。因此，他在那里遇上了“人生第一片森林”——当时还残留的原始森林。那是一片在北回归线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季雨林，面积达4000多公顷。苏德标“一下子就被迷住了。一时间，心中涌起幻想，想要一片真正的森林。”
不久，船厂倒闭了，苏德标骑着自行车，走村串户收废品。但是对封开森林的眷恋却始终未减。“我把那里当成了精神家园，在嘈杂的世界，只有那里是宁静的。”于是，一有可能，苏德标就跑到封开这片他无意中邂逅的森林里去，往往一呆就是一个月。
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3年，他所迷恋的森林被砍伐殆尽。
有些伤心的苏德标突然发现，他可以有7亩地。那是他姨妈的一片地，姨妈在地里养鸡，他在地里“养树”——“收养”来的榕树；树林里，盖上一间树皮屋，劳作之后，可以在里面休息，想要住的时候，也可以住上一段时间。
然而几年之后，这片原来处于农村的地，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淹没了，征走了。
于是又在别的地方租了一片地，但这片地的命运也不长，2000年又被征成了工业用地。
为什么有了树却没有土地居留？为什么有了土地却不想要生长树木？
改革开放的风潮冲刷着广东的每一个角落，中山市顺热成了世界灯具之乡。把全世界打扮得灯火辉煌，也顺便一度成为中国居民存款最多的城镇。苏德标的家乡在1978年，就开张了全广东第一家乡镇级的电镀厂，电镀厂往往是为灯具厂配备的；作为世界灯具的制造基地，当地许多人，都靠制造灯具发了家。
苏德标没有大发，但时而作为这家工厂的生产经理，时而作为那家工厂的销售代表，到全国各地去推销，多少也挣了一些钱。
但挣钱的过程是艰苦的，因为他发现，总有些树被挣钱的潮流淹没。
经济发展的过程，似乎必然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。于村庄，是变成了城镇；于农地，是变成了工业用地。
农地上经常长着些树，虽然苏德标的家乡，是珠江三角洲，是明代才形成的冲积平原。正式有人居住，不过几百年的时间。
平原本来最适合长树，但平原上很难长树，因为人们想把所有的土地都种上庄稼，都变成农地。走遍中国你就会发现，平原，是人类开发得最频繁、最热心的地方。
但毕竟总会有些树在边角上生长，总会有些地方，是人类开发的能力尚未触及之地；总会有些地方，被当成“园林苗圃”。
但土地被征成工业用地之后，往往要在原有的地上，盖上一层一米左右的泥土或者河沙。这样制造出来的土地，才可能平整，才可能盖厂房，修楼房。
于是，那些原来长在地里的树，由于旧主人都得到了经济补偿，不再想要它们；由于新主人要修不长树的硬地，更是不需要它们。
于是，推土机就把土直接推压到了那些树木和青草身上，推压到了地里长着一切生命身上，推压到了当时的人们认为无用之物上。
苏德标看不下去，于是他就要救树，要收养树。
要让树活着，就得有个地方让它们居住。最理想的地方，当然是那些“风土”差不多，但又相对偏远，有可能长期作为村庄或者自然界之处。
比如“飞地”，就是某个村子的地夹在别的村庄的地里，村民去耕种不太方便，骑单车要走上半个小时以上，这样的地，长期租的可能性大，租金也相对便宜。
比如边角地，任何村庄的土地都有些边角，总有些零碎，这样的地，用来做为树的收容所，比较合意。租金也便宜些，2000年的时候，3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。
他骑着单车，走遍周边地区，寻找地处偏远、农民不愿耕种的土地。2000年，他在江门租了30亩地，后来又花钱扩了40亩，但是他收养的榕树也在增加，看着树与树的空间日益拥挤，苏德标一次又一次地逼自己租地。他在台山租下一块250亩的农地后，他的收入已经无法再维系林地的支出。2008年，他向亲友们借钱，叔叔愿意把钱借给他，但需要有个还款凭证；他把自己的房子用来出租，每月租金作为借债的还款。一家三口，搬到了弟弟家里住。说到这个，他还有些得意：“我是家里的长子，很早的时候就接管了家里的财政。父母对我比较信任，弟弟也都比较尊重我。爱人也知道我没有去做什么破坏家庭的坏事，母亲也知道我没有去赌博。因此，我决定了的事，他们一般也都会支持。虽然他们有时候，也会和人一起为那些树的出路发愁。我也经常对他们说，到今年年底，就不管这些树了，但过了年，又仍旧放不下它们。”

（小题）“只要能让这些树活下去，它们长在哪里，属于谁，都不重要。”

苏德标“收养”的树，有些单一。主要是榕树，它们像那些不合时家宜的人一样，一度被时代抛弃。“广东有那么多的江河，那么多的村落，在我小的时候都种着榕树，榕树是本地的乡土树，种在这些地方再适合不过。它们最适合这个地方的风土，它们是这个地方风土的一部分。”
可是因为形象工程的需要，现在很多江边都种着那些更值钱的观赏树，些根本就不适合广东的气候，只是不自然地活着，失去了生态本来的意义和价值。有些树，从国外引来，不适合这里，很快就死了。有些树，花大价钱从深山里引来，“对山是伤害，对树，也是伤害。”
苏德标面对的困难，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。这些年来，每当人家不再把地租给他了，他就得把树一棵棵搬走。每折腾一次，都要雇大批工人和车队。他心疼那些树遭受的奔波之苦，“我甚至希望它们是人，这样我可以把我的抱歉告诉它们。”
3月13日下午，在北京，一间“公众环保课堂”里，苏德标笔直地坐在椅子上，与一群关注树木的人，讨论“他的树”未来所有可能性。
“树种得太密了，它们需要分家了。不过这些树，真的不是我的树。当时种的人，也不是我，而是帮我种的那些人，我只是出点钱租块地，把它们养在里面。我只是有空的时候，去看看它们。”苏德标总是这样说。
大家都知道他的树面临两个问题，一是那些愿意租地给他种树的地方，租金需要筹措；而对于那些不再愿意租地给他种树的地方，那上面长的树，需要想办法“嫁出去”，需要“自己找婆家”。
3月6日，著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，在广州的会员刘松律师，与苏德标一起去台山三沙村，看那250亩的树情况如何。他们发现，村里已经开始把地里的树，起出来，准备装运到云南去。据说要起走上万棵。村民认为，既然土地到期，那么土地上的树，就当归土地人所有，完全可以自由处置。那些起出来的树，村委会卖到了一棵几十元的价钱。自己的树被别人拿去卖掉，任何有产权意识的人都会怒不可遏，但苏德标很淡然地说：“这样也很好啊，只要这些树能够活着。反正我是不会卖树。我总觉得这些榕树就像自己的女儿，嫁出去了还和她们有联系，卖了就等于彻底抛弃。因此，我希望把树送出去，这样愿意收留的人就不会因为不想要而随意扔掉它。如果卖树，就违背了我种树的初衷。”
而江门威西村那片45亩的地，当地的村庄正在重新进行土地分配，村里贴出告示，今后的村庄公共用地，不再租给种树的人，只许租给开鱼塘养鱼的人。树让人害怕，村民看着它们长在地里，越扎越深，越长越密，不知道怎么对待它们。而租给挖鱼塘的人，租金可以高些，鱼塘掏出的土，又可以卖上一笔钱。
唯一可能继续租下的是江门威东村和雄乡村那约100亩的地。
“当时种树的时候太贪婪，看到有树要被埋没，要被遗弃，就赶紧把它们挖出来，移到我租的那片地里。现在看来，种得太密了，如果可能，把树分些出来，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，可能是个办法。”
在座的二十多个人，一起转动心思，开动脑筋，给苏德标想办法。
有人建议，“标哥”应当先给树办一下产权证。因为按照森林方面的相关法律，苏德标无法办得“林权证”，因为土地不是他的，但按照《物权法》，苏德标可以给他的这些树办“树权证”，只要相关部门给他办理了树权证，那么这些树就是他的财产，那么别的人就不可能轻举妄动，否则就是偷窥或者抢劫。
苏德标以前没有听说过居然要给树办所有证，这个建议一时让他有些新奇。他说这需要考虑一下，“我一直没觉得这些树是我的，我觉得它们属于天地，属于当地的风土，属于喜欢它们的人，属于需要它们的人。如果我办成是我的，好像总有些不对劲。”
更多的人建议他把树给那些需要种风景树的人，比如新修的公园，新建的小区，新做的开发区，新修的大学园区等，这些地方，本来就需要“绿化”，应当对乡土生长的榕树，会有些需求。有人说珠海某个岛正在开发，估计需要树，他愿意帮助联络一下。苏德标说，这种方法他试过许多次，但许多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要这白给的树，反而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大树，买不是本地的“奇花异草”。
　　
又有人建议他把树种到河边，种到山脚。河堤需要树去防护，山脚长几棵树也能成为风景。苏德标说，他有个朋友曾经帮他忙与某市的水务局联系，看是不是能移些树种到河边，官员们来察看过了树了，他也去看过了那可能种树的地方，但很多天过去了，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。苏德标也不是没想过办法。2008年，苏德标坐地铁到广州陈家祠站，想去附近中山三路上的广东绿化委员会和省林业局“交流一下”。门卫拦住他，问他找谁。他不认识局长，也不知道该找哪个名字。门卫就把他赶走了。最后，他只好回家写了两封信寄过去交流，还留了姓名、地址和手机号码，结果是石沉大海。他还写过信给北京、广州、江门，包括华南农业大学，想看看有没有一些公共的地方需要种树，可以把自己林子里的树送出去。但大概都投错了门，一切探询都没有结果。
又有人建议把那片林子当成公共环境教育用地，或者用来做居民“碳中和”；或者在淘宝网上，卖“虚拟树”，把树“卖”世界各地的人，以筹集到租地所需要的巨额经费。大家共同长期租用这100亩地，让树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。
有人建议他“以树养树”。提这个建议的人是从四川来的，她的父亲在当地就是这么做的，他父亲种了许多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桫椤，想要保护它们；同时，他又种许多园林树种，比如银杏什么的，靠卖这些“经济林木”，她父亲至少挣到了足够做保护的钱。她当场给她父亲打电话，帮助苏德标咨询。苏德标说，榕树在当地确实也可能有人买，但整个来说，市场量不太大，他收种这些树的十多年间，也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他的树，只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卖它们，因此，至今没想好是不是该卖。“我还是想送给别人，只要有人要，只要能让这些树活下去，它们长在哪里，属于谁，都不重要。”
有人想得最简单，给你们广东的一个大老板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珠三角已经没有像样的森林，他们估计就会做点积德行善的事，这是全国人民都在为树心动的时节，这是环境保护成为大家共识的时节，“给大老板打电话”，应当是有可能的。苏德标说：“我们那的人可能是全中国最富裕的人，水在变脏，空气在变臭，身体在变坏，树木在变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都觉得生活很美好，挣钱最重要。”

（小题）财富到了自己的手里就如水流到你的脚下，你喝够了，就要把它倒流到另外一个地方

似乎时常陷入思考状态的苏德标，内心里更想向大家说一说“别的树”，他不想让大家只盯着“他的树”。
比如更让他发愁的是桉树。
他发现广东、广西种了太多的桉树，种了桉树的地方，水沟里的水就没有了。而没种桉树的地方，即使杂木长得很小，但山间水沟里，总是有细流涌出。
不仅仅是桉树生长把水都抽干了，而是桉树生长的过程，“成林”的过程，是把造水能力破坏的过程。
森林是全世界最好的造水机和净水机，但前提是森林里得有许多种树，得有许多种草。如果森林里如果只有一种树，不许草和灌木生长，那么，它既无法造水，也无法净水，只会让水从源头慢慢地萎缩、枯竭，仿佛一个人再也流不出眼泪。
“你想一想，就连广东这样的地方，清水、泉水都从源头上变少，而这么少的水，一流过大地，流过有人的地方，就变得脏不可用，脏不可喝，脏不可看，你说我们真的生活美好了吗？”
工业发展使他家乡的经济大大提升，然而人们却不敢再喝西江——珠江最大的支流——引来的自来水，水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；晚上睡觉也不得不把窗子关上，因为电镀厂黄色的废气会伴随着珠三角潮湿的暖风飘来。苏德标执拗地认为，如果连喝水、呼吸都不能自由了，其他一切又有什么用？
2005年春节后，苏德标只身到了广州，想看看“人的路到底该怎么走”。
会员制的民间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，在广州有个会员小组，他成为了会员，做起一名环保志愿者。住在朋友家中，阅读各种书籍，接听各种培训。
他又与几位朋友成立了非营利组织“沃土工坊”。“我常常在想，城市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，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，我们不计成本，拼命赚钱，再把赚来的钱用来吃药治病，这和在笼子里徒然打转的小白鼠有什么不同？”
因此，沃土工坊的起意点，就是“一起反思”：

沃土工坊是2006年初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，草创人员是一个城市的反思群体，关注“人身心健康与土地健康”之间微妙的关系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来自商业社会中“城市-乡村、农夫-土地”之间的掠夺关系。“沃土工坊”的寓意是“在行动中滋养我们的心灵和土地，寻求健康、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式。”具体来说，沃土工坊是一个“生活圈”，通过帮助一些“小型的、尝试性的社会发展项目”，支持个人反思以及在社会发展领域里的一些创新和研究行动，目前在乡村教育研究和社区支持农业方面都有尝试和发展计划。

沃土工坊试着在一些“传统尚未消亡”的地方，做传统生产工艺的恢复，激发当地人，恢复种本地的乡土作物的信心；与当地人一起，恢复生产本地的乡土工艺品。“项目都很小，只能说是做一些试验。”2008年下半年，随着更多同仁的加盟，随着一些公益组织的支持，他们开始着力于“社区支持农业”。他们经常远赴粤北、粤西和广西的田间地头，调研市集、走访农户，搜罗土生良品（有机食物），他们将老乡的五谷土货带到广州，销售给对有机食品有需求和认同的人。
苏德标只有很少的时间，去看看他那几片树林，一是离得太远，不可能常去。二是森林本来就能够自己生长，只要你给它们留足地方，它们根本不需要你去照顾。
更多的时间，苏德标的沃土工坊，“潜伏”在一个番禺郊区的村中民房里。他们在后山租了一亩地，种些蔬菜瓜果。
当然，他的那三片树林偶尔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沃土工坊组织过几次“未来森林自然体验活动”，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了苏德标位于江门的榕树林。他们在那里野餐，唱歌，认识树木、蕨类和昆虫。孩子们很快乐，家长们也由此觉得很快乐。有很多人，在树上挂起了牌子，让某棵树，与自己的生命直接关联。
看到苏德标一方面这么痴于树，同时对树要离开，要毁灭，又这么超然，以至于有人以为，苏德标可能已经放弃了，或者，他的思想进入了别人不易企及的境界。
苏德标说：“树是活在大地上的，只要它们有地方可停留和生长，我就一样感觉到幸福和踏实。树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人体不会说这一块空气是我的，这一片氧气是我的。我们大家都是生命体，我们都同呼吸。所以，即使我的那些树离我很远很远，我依然可以从身心深处闻到它的气息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经常深邃得像个哲人，缓慢地语言像个深林里的泉水，总是在你不经间的时候，从你的身边溢出，在地上漫漶。以至于有人以为，他是个佛教徒，这样以为的人相信，他那笔直的坐姿，是长期“打坐”的习惯。苏德标说，他只是喜欢胡思乱想：

人除了物质的成长以外，还需要内心的成长，我把这些当成一个历程。因为，财富到了自己的手里就如水流到你的脚下，你喝够了，就要把它倒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但至于你是倒流到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或许会盖很多的大楼，开很多的车，而我只不过是将它倒向了另一个方向，不一定很多人认同的方向。

榕树，一棵就可以成为一片森林。有人说，苏德标就像一株大榕树，固执地盘在营养流失的土壤里，四周噪音纷飞，他却静无声息。“我们还能否期待，有一天他可以茁壮成林？”
（2010.3.14）

苏德标，广东中山市古镇，身份时“农”时“工”，非“农”非“工”。1968年出生，1984年，中学没毕业就退了学，开过杂货铺，盖过一年瓦房，种过桑树，看过鱼塘，养过蚕，喂过鸡；1986年，他去一家灯具厂跑了几个月业务，就进了古镇造船厂，船厂不久倒闭，他开始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收废品，鹅毛、鸭毛、废旧金属、塑料都收；1989年，他进了本地的一家建材公司做起采购和销售。1994年，花十多万元买了块地，又花十多万元盖了座小楼房，第二年他与妻子结婚。这一年，建材公司要进行集体企业转制，他就进了朋友的家族灯具厂负责策划和管理，直至2005年春节后，决定彻底离开污染横生的“工商业”，尝试用公益事业维生。最喜欢说的词，是“风土”，梦想所有地方的人，都能够保留本地的“风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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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：转：苏德标：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

应该在08年，总队第一次沙龙环保交流时见到过他，上年也曾经看到他的消息，当时是WCS在发起认养他的树，记得LINLIN还在军体院球场门口，让自然之友义卖筹款帮他。

说到帮他，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帮了==

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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